當2012年2月23日英國各大媒體報道瑪麗·科爾文在霍姆斯(Homs)巴巴阿姆魯區(Baba Amr District)在敘利亞反政府武裝臨時搭建的媒體中心遭迫擊炮襲擊身亡的事件之后，西方主流媒體一片嘩然。美、法、英領導人也借此進一步提出要求武力干涉敘利亞內亂。這一事件，無疑又為24日在突尼斯舉行的“敘利亞之友”大會造成了更大規模的輿論影響。
針對敘利亞問題，國際社會大體分成三類態度。一是以中國、俄羅斯為主，主張政治和平解決敘利亞內亂;二是由美英等西方國家主導的，主張通過多種方式干涉，強迫巴沙爾·阿薩德總統下臺;第三，則是由沙特、卡塔爾主導的遜尼派海灣阿拉伯國家，強硬主張武裝干涉，支持敘利亞反對派武裝暴力推翻現任敘利亞政府。對于以敘利亞國民委員會(Syrian National Council)為代表的敘利亞反對派來說，則更為支持沙特、卡塔爾的強硬派態度。在這三派意見中，除了主張政治解決的中國、俄羅斯之外，其余兩派意見內部，由于各自政治利益不同，又對具體解決敘利亞問題的方式方法有著巨大的差異。盡管西方各國領導人不斷就敘利亞問題提出強硬批評，但是持續了一年多的敘利亞問題卻至今遲遲未有一個結果。與之相比，2011年2月15日爆發的利比亞內戰在一個月內就受到北約主導的武裝干涉，兩者之間的巨大差別，便不得不使人對于西方干涉所持的所謂人道立場提出質疑。
同時，敘利亞國家委員會雖然新近被少數西方國家承認為“敘利亞人民的合法代言人”，但即便對于其支持者來說，這一長期流亡海外的組織統一性及政治目標卻一直都值得懷疑。因此，反對派一再提出的要求設立禁飛區、人道主義走廊等要求，均未能真正得到全面實質性支持。
的確，相比利比亞，敘利亞戰略位置更為獨特，并且歷史狀況更為復雜。這就使得一切針對敘利亞的決定，都容易引發該地區的連鎖反應。身處中亞中東歐洲交界地的敘利亞，其國內政治問題不僅僅與長久以來伊斯蘭教內部遜尼、什葉教派沖突相關，還與殖民主義消退后，在該地區遺留的巴以沖突問題、阿拉伯民族主義問題密切聯系;甚至還包括與黎巴嫩、約旦、土耳其三國主權及領土沖突問題。這一系列問題雖然隨著四次中東戰爭與敘利亞內部復興黨(Baa’th Party)政變上臺之后被暫時掩蓋，但卻始終是該地區動蕩的根源。理解當前敘利亞問題的復雜脈絡，需要重新梳理并分析這一系列問題的歷史、政治與宗教關系。
目前敘利亞境內的人口90%為阿拉伯人，其中絕大多數為遜尼派。敘利亞總人口的15%左右為信仰什葉穆斯林的阿拉維派(Alawite)。阿拉維派大多聚集在敘利亞港口城市拉塔齊亞(Latakia)。阿薩德家族便來自這一派穆斯林。但在正統遜尼派眼里，阿拉維派其教義與正統穆斯林相距甚遠，因而尤其是對于具有薩拉菲主義(Salafism)傾向的遜尼派來說，阿拉維派甚至不能被當作是真正的穆斯林。但恰恰是這一少數族群，在敘利亞1970年復興黨政變之后，占據了敘利亞政府與軍隊的重要位置。另外，在敘利亞西南部格蘭高地與大馬士革附近，集中了占總人口5%左右的德魯茲派(Druze)。與阿拉維派一樣，德魯茲派也屬于一支少數穆斯林教派。然而由于其獨特的教義，因此不具有太大的政治影響力。8%左右的敘利亞人口是基督教化了的阿拉伯人，他們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的城鎮中心。與中上層遜尼派穆斯林一樣，敘利亞的基督教人口絕大多數也支持現任政府。除了在復興黨成立初期，信奉東正教的希臘正教的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到復興黨意識形態建設過程之外，作為阿薩德政府穩定全國局面，進行政治與經濟改革政策的受益者，敘利亞基督教人口也并不希望看到阿薩德這樣一個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現任政府倒臺。這也就是為什么如今，即便是在敘利亞動亂最嚴重的哈馬(Hamah)與霍姆斯兩城，其城鎮中心基督教人口數量較多的地帶，仍舊未有嚴重騷亂出現。
敘利亞還有約10%的非阿拉伯人口，其中主要有亞美尼亞人和庫爾德人，另外還有土庫曼人和猶太人等。在16世紀奧托曼帝國治下，由于帝國奉行的米利特(Millet)體系鼓勵民族宗教派系自治，因而長期以來，敘利亞境內各個派別之間分省自治，并保持較大程度的獨立。這一傳統，在今天的敘利亞社會中也有其強大的影響力。
當前敘利亞國內的民族分區自治結構形成于法國殖民統治之下。為了防止反法的遜尼派穆斯林，殖民政府將阿拉維派扶植為軍隊領導，而將其余各支少數民族力量，按其宗教與種族成分不同，集中安置于各大主要城市，以求相互制衡并達到戰略分割遜尼派的目的。各宗派族群之間，可能會因一時的戰略目標而達成一致，但并未真正形成一種共同的身份認同。這種少數派領導多數派，各民族宗派分城聚居相互抗衡的局面，一直持續到今天，并與敘利亞目前的動亂有著直接的關系。武裝動亂集中的霍姆斯、哈馬，其暴動集中地均在城市周圍一些中下階層遜尼派集中的區域發生。
20世紀上半葉的殖民統治不但構成了今天敘利亞的國內問題，還影響了敘利亞與周邊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以及土耳其的關系。在法國殖民時期，集中于黎巴嫩的基督教馬龍派(Maronites)是法國盟友。為了進一步遏制奧托曼帝國勢力，法國殖民政府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共管。1920年圣雷默會議(San Remo Conference)之后，法國更確認了民族宗派自治的統治原則，將黎巴嫩山脈以東的這片地區分為六大執政區。其中包括遜尼派穆斯林主導的大馬士革和阿勒頗(Aleppo)，阿拉維派主導的拉塔齊亞(Latakia，殖民時期稱阿拉維)，德魯茲派為主的德魯茲山(Jabal Druze)，土耳其人主導的亞力山德塔(Alexandretta)以及由馬龍派領導的大黎巴嫩區。即便是在黎巴嫩獨立之后，其與敘利亞之間的深刻聯系，也密切關系到了該地區的戰略平衡。敘利亞持續支持在黎巴嫩境內活動的真主黨力量，便是這種聯系的直接體現。而敘利亞與土耳其之間針對亞力山德塔的領土爭端，也源于20世紀30年代法國殖民統治時期將亞力山德塔從敘利亞領土上分離出去的政治決定。
復興黨之演變及其改革策略
與其它阿拉伯國家一樣，敘利亞在20世紀中期殖民統治衰退之后，也反復經歷戰爭與政變的折磨。1970年哈菲茲·阿薩德領導的敘利亞阿拉伯復興社會黨(Arab Socialist Ba’ath)政變上臺之后，并沒有人能夠預見到，這一政黨可以持續統治到今天。長久以來，敘利亞政治都屬于精英政治。自1941年敘利亞宣布獨立之后，敘利亞政局，特別是包括大馬士革、阿勒頗、哈馬和霍姆斯在內的四所重要城市，都在遜尼派精英階層領導下，受到奧托曼帝國時期泛伊斯蘭主義的影響。在這段時期，由于政府主要被遜尼派主導，因此包括基督徒、德魯茲派和阿拉維派的少數民族便只能在軍隊中不斷增強其傳統的影響力。而在少數民族控制下的軍方自1949年起，便一直對于這種遜尼派精英統治提出軍事挑戰。其結果導致敘利亞大量的優秀軍官被流放海外，繼而替換為信奉遜尼派的穆斯林。多次反復的軍事政變使得敘利亞軍隊戰力薄弱，且內部紛爭不斷。從1949年到1960年代末期，敘利亞政府在內部壓力與流放反對派的共同作用下不斷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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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敘利亞民族宗教對立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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