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3日，是平常的一天。
對于拉卡拉，以及先后六次創業的孫陶然，這一天，并無大事可敘。
這一天，孫陶然需要去干三件事兒：接待一群從西部某城市過來考察的地方官員;接受我們的采訪;去聯想控股參加一個由柳傳志主持的會議。
從表面上看，這一天所發生的事兒都平靜如水，構不成企業發展史上的轟轟烈烈以及重大因果節點。但正如德魯克所言，企業的常態總是單調乏味，沒有那么多激動人心的事情。因此，我們不妨從小事開始進入。
——一張長條形的黑色會議桌，孫陶然坐在桌子的正中間，旁邊是拉卡拉負責采訪記錄的工作人員。因為前一晚晚睡的原因，疲倦寫在孫陶然的臉上，但僅僅是寫在他推門進屋之前的臉上。落座后的孫陶然，理了理深灰色的西服，拿出了老練而職業的專注。他對記者說：“你問我答，什么都可以問。”
但顯然，他并不是一個可以無話不談的受訪對象。對于一些在傳播上他認為可能會讓自己“掉進坑里”的話題，他會本能地反問采訪者：“你覺得呢?”“怎么會呢?”
總之，接受采訪，肯定非孫陶然所愛好，但這卻是一種需要，他負責把需要變成愛好。正如他所說，“我是一個很內向的人，不喜歡在公眾場合演講，但是你作為總裁必須去演講。”
把“需要”變成“愛好”是一種能力。這也是2013年3月13日孫陶然處理這三件工作的職業態度。至于喜歡做的，不喜歡做的——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類似的這一天，類似的因果關聯，處事方式，構成了他創業22年來的一種生活形態——也構成了不同人對人生的不同掌控能力。
22年，孫陶然在六個不同的領域連續六次創業。在外人眼中，他創造了中國公關第一股藍色光標，成就了恒基偉業商務通，再到今天中國最大的線下電子支付公司拉卡拉，履歷光鮮——相當于登到山頂好幾次，而且每次路線還不一樣。
但在孫自己看來，每一家成功的公司都是九死一生的幸運兒，也都經歷過現金鏈斷流、發不出工資、市場推廣手足無措等數不清的溝溝坎坎。那些一年創立兩年融資三年上市的創業神話，其實是那些成功者包裝出來的“毒”。
解毒——是他企圖送給那些真正適合創業的人的一份禮物。
不適合創業的人就別創業
如果這個世界明天就要毀滅了，那你還會不會選擇去創業?
若你回答是的，那你就屬于天生的創業者，至少不屬于那些為了就業而去創業的人。
天生的創業者，在人群中的比例不超過百分之十。這很殘酷，卻是規律。
孫陶然認為自己屬于這百分之十。
他爭強好勝，從小便如此。父親是大學建筑系教授，母親是醫生，他成績好，跟班里那些“壞”孩子的關系更好。直到今天，孫陶然都認為“孩子王”這個特質，是一個創業者所需要的。孩子王獲得的號召力，并非行政權力所賦予，那又是如何產生的?有什么值得借鑒的?
1987年，孫陶然以吉林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經管系。多年以后，在厲以寧教授的一篇回憶文章中，他提到了北大87級所誕生的一群企業人才，諸如百度李彥宏、藍色光標趙文權和西藏旅游歐陽旭等。
只是，畢業后的孫陶然與赴美國再讀書的李彥宏有著不同的際遇。他被學校分配回了吉林當地一家建筑公司。據說，這樣的分配結果，是因為狂傲的孫陶然在校期間開罪了當時的一位校領導。
孫陶然回吉林了。只是去公司報到的第一天，他便順手辦理了停薪留職。
他應該有些不屑。因為彼時的北大校園思想活躍，講座不斷，高手云集，用一句時髦的話描述，他是開了眼界的人。當分配有了發配的味道，孫陶然說，什么戶口什么住房什么公職我都不要。
他本意是去聯想。對于這家就在學校旁的公司，孫陶然早在大學期間便瞄上了。當時，諸如“有多大本事就給多大舞臺”、“個人利益融入企業需求”的聯想口號，讓孫陶然感到新鮮、振奮。當然，暫時的失之交臂并不重要，因為多年以后，他又通過另一種方式成為了聯想大家庭一員。
總之，自從踏進北京城的那一刻起，孫陶然便決心留在這座城市。他父親那一代從農村去到了省城，他認為自己這一代理應在京城扎根。事實上，孫陶然這一代登上歷史舞臺的背景，正是商人作為一個階層，在中國慢慢有了自己的地位。中國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革命。
在動蕩變革年代，誰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領導者?美國精神病學專家納賽爾伽米說，表現出色的領軍人物通常都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比如，在華為最艱難的時期，任正非就患過抑郁癥和焦慮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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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孫陶然的六次吶喊：創業是一種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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