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布斯邁向輝煌之路與中國的高速發展在時間上不謀而合，他的觸角通過孜孜不倦的技術革新延伸至這個國家并在不同時期迎合了其發展浪潮，最終催生了獨特的中國的蘋果文化和現象。
對喬布斯萬眾頂禮膜拜的中國，也是盛行復制創意和技術的中國。喬布斯“為改變世界而活”，卻為何沒能改變“山寨中國”？
美國蘋果公司創辦者喬布斯再也無法享受明媚的加州陽光。北京時間2011年10月6日，蘋果公司官網發布訃聞，宣告這個傳奇而富爭議的硅谷之子，在和胰腺癌抗爭了8年后終于停止了思考。
在Twitter上，喬布斯的死訊以每秒約1萬條傳播，相當于本·拉丹死時的兩倍；在美國，人們涌向加州帕洛阿爾托市的喬布斯住所，用鮮花、涂鴉和咬掉一口的蘋果祭奠這個“偉大的朋友”；在歐洲和日本，年輕人成為哀傷的主角，他們舉著顯示喬布斯遺像的iPad走上街頭；就連宿敵微軟和Google，也歷史性地降下半旗和推遲新品發布來向這個最讓人頭疼的對手致敬。
在遙遠的中國——一塊喬布斯終生沒有涉足的土地——類似的情景也正在上演。在北京等大城市，人們被莫名的憂傷籠罩，“果粉”們不顧長假里糟糕的交通，涌到市中心的蘋果店獻上鮮花、詩句、香燭，甚至眼淚；哀悼的微博被海量轉發，媒體頭版則清一色變成了喬布斯專號，當晚的北京三里屯廣場燭光搖曳，途經的人們駐足靜默。
“他是個好人。”北京市民陳建榮感到有些難過，“我不需要懂電腦就能和孫子一起玩iPad，他帶給我們最簡單的快樂。”
中國人第一次變得不那么容易接受一個外國人的離去。一直以來，喬布斯和中國的距離既遠又近——他終其一生都沒有來過這里，是本世紀商業巨星中對中國價值認識最遲鈍的一個；但另一方面，中國已成為蘋果公司全球最大的消費地和代工廠，喬布斯更成為中國最具魅力的商業偶像之一。
“喬布斯影響了中國和中國人的生活。”北京三里屯，一位祭奠者這樣評價這個一生從未到過中國的美國人。
從1976年蘋果創立開始，喬布斯邁向輝煌之路與中國的高速發展在時間上不謀而合，他的觸角通過孜孜不倦的技術革新延伸至這個國家并在不同時期迎合了其發展浪潮，最終催生了獨特的中國的蘋果文化和現象。而一生特立獨行、銳意創新、以think different為標志的喬布斯，卻在被稱為“山寨大國”的中國受到萬眾頂禮膜拜，其中意味不乏反諷。這個“為改變世界而活”的人，能夠改變中國？
AppleII與“計算機要從娃娃抓起”
在中國，擁有蘋果產品是一種時尚，這很容易從一些城市街頭獲得驗證，例如上海。10月8日，喬布斯離世后的第3天，南京路上人流如織，享用著蘋果產品的年輕人沉浸在移動互聯網所帶來的樂趣中，他們可以自由便捷地聊天、閱讀、視聽和網絡購物，世界在指尖的移劃中變得越來越近，想象則延伸得越來越遠。
只有一個人的思緒時常陷入時光隧道，他是上海計算機教師王頌贊，這一天，他騎著自行車來到中國福利會少年宮——27年前，王頌贊在這里迎接了鄧小平。
時值1984年2月16日，鄧小平第二次南巡停留上海，王頌贊和他的兩個小學生作為科技成果的一項進行計算機操作演示。當時除了師徒三人，還有另一位主角——一臺“AppleⅡ”計算機，這是喬布斯于1970年代末的一個天才之作，它結束了計算機的零件時代，以卓越的設計和功能成為全世界第一款真正意義上的個人電腦。
這開啟了喬布斯的第一個黃金時期，他的“AppleⅡ”銷量驚人，他成為美國最年輕的富翁，買了一座山上的房子和奔馳雙人小汽車，時常兜風和裸泳。隨后美國高中學校的計算機普及運動又幫了他的大忙，僅僅用了5年時間，蘋果公司就從一個車庫作坊變成收入規模達十億美元的革命性企業，躋身世界500強。
而此時中國的計算機領域一片沉寂。“文革”中動員式發展讓中國的計算機淪為沒有任何應用價值的拼湊品，還有著名高校研制出“只會加法不會減法”的計算機的笑話。
1980年代初，喬布斯的一個雇員來上海，隨身帶了一臺“AppleⅡ”，結果他發現中國人對此一無所知，失望中將其留在了中福會少年宮。
沒有任何資料顯示喬布斯曾關心過這臺電腦的下落和即將產生的深遠影響。像無意中拋出的一條紐帶，這個米黃色的方盒子為剛剛經歷了撥亂反正、開始“科學春天”的中國打開一扇認識世界的窗。李勁幸運地成為當時中國最早接觸計算機的孩子。
當天上午10點多，鄧小平來了，他微笑著看著13歲的李勁熟練地敲著鍵盤。屏幕上先后出現了歡迎字幅、會跳舞的機器人和呼嘯升空的火箭。現場大部分人都沒有見過這臺神奇的機器，離場的時間一拖再拖。
鄧小平拒絕了工作人員遞來的椅子，饒有興致地看李勁進行人機對弈。最后李勁輸了，鄧摸著他的頭，說：“計算機的普及要從娃娃抓起。”
這句話改變了李勁的命運，也把更多的中國孩子送進神秘的計算機世界。一場延續了近10年的轟轟烈烈的計算機普及浪潮由此涌動。“真正的探索開始了。”王頌贊說。
蘋果電腦隨著浩大的宣傳運動在中國出盡風頭，成為教研單位爭相引進的對象。福州一中在那一年購買了第一臺蘋果電腦，“將近2萬元，還專門為其配備房間和空調。”該校第一位計算機教師劉永柱說，“后來有學生競賽獲獎，還受到央視的采訪。”
北京景山學校的毛桂芬老師則清晰地記得當年和同事搶著看一本快翻爛的蘋果計算機中文說明書的情景。“那是一個求知若渴的年代，經常整宿整宿地研究。”而放學后跑到父母單位的電腦上玩一個叫“小蜜蜂”的游戲，則成為了整整一代兒童的集體記憶。
1984年變得越來越洶涌澎湃。計算機熱潮方興未艾，全民經商潮又因鄧小平的南巡而涌動，聯想、科海、四通、華海、信通等大批電腦公司在這一年誕生，中關村“電子一條街”也初具雛形，蘋果公司成為爭相模仿的對象。1984年因而被稱作中國計算機業的“元年”。
這一年，喬布斯則迎來了人生的第一個高峰。他的年銷售計劃已經直指50萬臺。他登上了美國的《時代》周刊封面，擁有4.5億美元財產，是富豪榜的常客，更重要的是，他才29歲。
導師喬布斯的中國“門徒”
2011年8月15日，北京798藝術中心的小米手機(微博)發布會，小米科技創始人雷軍(微博)一身黑色T恤、藍色牛仔褲和布鞋走上黑色主調的講臺，像極了他所崇拜的喬布斯。
雷軍很享受這種向偶像致敬式的模仿秀。他42歲了，也已取得相當的成就，但仍認為沒有成為他想成為的那個人。他在歡呼中保持著清醒，“我不是喬布斯，我也無法成為喬布斯。”會后，他對媒體說，“但他對我影響很深。”
除了愛弄模仿秀，雷軍連他研發的小米手機都充滿了iPhone的氣息，他因此常被業界稱作喬布斯的中國“門徒”，這個名單還包括李開復(創新工場董事長)、黃章(魅族總經理)、陳昊芝(cocaochina投資人董事)等，他們大多為中國IT界的第二代創業者，自由、獨立，把喬布斯視為精神導師并信奉科技改變世界。
這些“門徒”出道的1990年代，10年前從計算機熱潮和經商潮走出來的第一代創業者大多已命運各異。他們大多來自僵化的科研院所，除了柳傳志和王選等少數成功者外，王輯志(四通打字)、金燕靜(信通創始人)和四通創始人等都因經營不善、制度落后或觸犯法律而曇花一現。而1980年代中期對中關村的資產調查風波和“挖社會主義墻角”的責問顯示那仍不是一個容忍個性的年代，喬布斯沒有市場。
1987年，還是大一學生的雷軍在圖書館里看到一本喬布斯傳記《硅谷之火》，讀罷心潮澎湃，“當時我想，能不能也做出一家同樣偉大的公司呢？”雷軍說。1990年代初，他大學畢業加入金山軟件。
以雷軍為代表的第二代創業者大多是北漂族和畢業大學生，沒有體制的牽絆，他們有著難能可貴的自由與獨立，渴望與眾不同，就像當年的喬布斯。
此時的喬布斯正陷于人生漫長的低潮。1985年，由于過分任性、剛愎自用和產品的失敗，喬布斯失去了所有人的信任，他企圖爭奪權力，但最終像一個被人民驅逐的暴君，離開親手開拓的土地。
種種跡象表明，這是喬布斯最瀕臨崩潰的時刻，他無法接受黑色幽默般的現實嘲弄。痛苦激發了叛逆，他給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打電話要求被丟到太空里；到佛羅倫薩的鄉間騎自行車，甚至想著到蘇聯幫戈爾巴喬夫搞一套復興計劃。關于他的丑事不斷被挖出，最終他被形容為一個道德低劣、狹隘、偏執和自私的狂夫。
1997年，喬布斯被請回到奄奄一息的蘋果公司。此時蘋果公司已處于破產的邊緣，股價也縮水了四分之三，而同年代的比爾·蓋茨如日中天，已經成為最耀眼的全球首富。
喬布斯只用不到一年時間就實現贏利。那個自大、無禮、傲慢的小子又回來了，但這一次沒有人懷疑他的天分。他以卓識、遠見、嚴謹、深刻的洞察力和藝術家般的苛刻，先后推出了iMac、iPod、iPhone和iPad，每一個都是劃時代的發明，都重新定義或改變了所屬產業，蘋果被賦予了新生和久違的魅力，喬布斯深刻改變了世界。
多年來，“門徒“們從喬布斯身上各取所需。雷軍學來了“極致追求”與“服務用戶”，周鴻祎學來了“微創新”與“拿來主義”，陳昊芝則學來“堅持”和“妥協”。
而魅族創始人黃章則學得更為徹底，他照搬了喬布斯每年只發布一項重要產品的慣例，且產品在許多方面都像是iPhone的翻版，上市前也總會在市場上掀起一陣風浪。
“每個人都會看到不一樣的喬布斯，每個人都是盲人摸象。”周鴻祎(微博)說，“很多人都把喬布斯神化，把他所有的東西都看成一種魔術式的創造。應該把神還原成人，不然我們是無法從神身上學到東西的。”
最大的“遺產”
2011年10月6日，蘋果開發者社區cocoachina聯合創始人陳昊芝趕往北京三里屯廣場參加自發悼念活動，當他看見眾人用蠟燭圍成一個“蘋果”時，竟意外地掉下了眼淚。
現場的人們都懷有相似的觸動，他們通常被叫做蘋果應用開發程序員。這是一個全新的行業，2007年iPhone推出后，一個開放、共享的軟件開發平臺已經為十多萬人提供了新崗位，并且造就了一批新貴。
在當天給公司全體員工寫的郵件里，陳昊芝說：“(今天我們獲得的)一切都是基于喬布斯在過去10年20年所積累和推動的創新、生態、商業模式。”
這是一個完全公平自由的市場，沒有門檻與偏見，任何人都可以發布應用。“好像把每個人送回喬布斯那個一無所有的車庫，只要你有足夠的夢想和激情，就可以再造一個蘋果。”開發者Tim說，“這種感覺很好。”
Cocoachina是隨著2007年第一款iPhone手機發布而創立的，第一批開發者才只有十多人，現在已經增長到9萬了，成為國內最大的技術交流平臺。它和全球其他開發者聯盟一道，從蘋果公司分到了10億美元，其中1億美元是中國開發者的。
而當2007年喬布斯向全世界用手指在iPhone屏幕上驚艷地劃開時，他正在走向生命的盡頭。這是世界IT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年，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個仿佛能變魔法的小方塊上，他革新了人們對手機的概念。
此時的喬布斯正在飽受胰腺癌的折磨，當年的壞小子變成了一個削瘦憔悴的老人。他開始反思過去的生活，告誡身邊的朋友要注意健康。在2005年斯坦福大學的演講中，他告誡在場的青年學子：“如果你把每一天都當作生命中最后一天去生活的話，那么有一天你會發現你是正確的。”
“喬布斯已經把蘋果搭建的iOS的生態環境傳導到所有的移動互聯網平臺。”陳昊芝說，“只要你想生存，你就必須遵循蘋果制定的游戲規則：公平性，開發者拿大頭，良好的開發者支持，平臺的技術驅動。喬布斯創建了這個體系，被所有人遵循，這是他最大的遺產。”
改變世界，能否改變中國？
在喬布斯逝世的消息傳出5天后，中國寧波出臺了一個關于創新性領軍、拔尖人才培養的意見——該市計劃在5年內培養1400名創新型領軍和拔尖人才。在2011年到2020年期間，將培養和造就一批能躋身中國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浙江省特級專家等一系列高級人才。為了造就“喬布斯”式的人物，寧波市將在未來5年內投入培養經費超過5000萬元。
“寧波要批量生產喬布斯”成為次日媒體引人注目的標題，也成為了在喬布斯的死訊之外頗具戲劇性的新聞。隨后有評論認為，中國缺的不是喬布斯式的領軍人物，而是缺乏創新氛圍、鼓勵創新的機制、將創新轉化為生產力的制度。
在中國，商人史玉柱曾一度被認為是最接近喬布斯的人物。馬云曾打趣說：“我認為全世界只有兩個人跌倒了爬起來，美國是史蒂夫·喬布斯，中國是史玉柱。而且兩個人都姓史。”
事實上，兩人的相同點還有更多。都是本國商界里的佼佼者，都慣于蔑視俗規、特立獨行，都具有跨領域的商業敏感，甚至兩人都是執著的完美主義者。所以當當年的巨人集團飛速成長為一個利潤數千萬的高科技集團公司時，人們都以為他將要成為中國的“喬布斯”。
但和喬布斯所追求的科技夢想不同，史玉柱從事高科技只是權宜之計，獲取更高的社會名聲，但當他發現賣樓花、保健品等更加暴利的行業時，就果斷中斷了技術創新，轉投吸金領域。
喬布斯則在他的演講中一再向年輕人強調：“不要被其他人喧囂的觀點掩蓋你真正的內心的聲音。更重要的是，你要有勇氣去追隨你的直覺和心靈的指標。”
這也是為什么喬布斯在斯坦福的演講《求知若饑，虛心若愚》可以傳遍全世界，而中國某些商人語錄卻走不太遠的部分原因。
而除了內心的堅定，缺乏創新氛圍、缺乏知識產權保護以及缺乏轉化創新為生產力的制度都在使培育“中國喬布斯”的土壤流失。
10月8日，上海，當年計算機娃娃的指導老師王頌贊為喬布斯的逝去而感嘆，他在一臺最新型號的蘋果電腦上做了一份紀念講義，作為下一節課的內容。他把當年李勁和鄧小平合影的照片以及喬布斯的大幅頭像一起放在了前頁。“我會告訴孩子們，日后我希望中國的喬布斯就出自于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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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中國史玉柱PK美國喬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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