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莫里茨將自己寫于1984年的那本史蒂夫·喬布斯自傳命名為《重返小王國》。從空間上講，這個王國就是以硅谷為中心的加州中部半島，從谷歌地圖上看，蘋果公司的總部距離喬布斯曾就讀的庫珀蒂諾中學不過 1.6英里之遙，公司共同創(chuàng)始人斯蒂芬·沃茲尼克是他的高中同學，兩人的家只有幾個街區(qū)之遙。然而如果我們放寬視界，就會發(fā)現(xiàn)，這個領土狹小、人口有限的 “小王國”在40年前，卻處于美國最為浩大的一場政治、技術與社會風暴之中，并在有意無意之間成為一場席卷全美乃至世界的技術與文化革命的策源地。而喬布斯，雖然在履歷上并非這場雙重革命中的先覺者，卻被打上了某種深深的烙印，終其一生，無法磨滅。
喬布斯（左）與斯蒂芬·沃茲尼克（攝于1981）
奪權通過個人計算
直到50年代中期，圣塔克拉拉山谷仍然保持了來自20年代的淳樸寧靜氣息，它的主要特產是西梅和葡萄，而非集成電路硅片。綿延的果園和稀疏的公路干道旁邊，是一些兩層土紅色屋頂?shù)奈靼嘌里L格建筑。然而幾乎在一夜之間，它的靜謐就被徹底打破，翻斗車、推土機和蒸汽挖掘機呼嘯而來，在鐵絲網(wǎng)規(guī)劃的一片片地基上開始建造全新的城鎮(zhèn)與研究基地1957年10月4日，蘇聯(lián)發(fā)射全球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的消息強烈刺激了華盛頓，迫使它幾乎在一夜之間決定成倍增加對于軍工相關高新技術的投入。這里于是迅速麇集了NASA航天技術研究中心、洛克希德、西屋以及施樂等一干有著濃厚政府背景的公司與研究機構，正當喬布斯和沃茲尼克在自家車庫里倒騰二手電子元件，制造盜打長途電話的飛客設備“藍盒子”，將假期時間花費在參觀惠普公司“探索者小組”講座的時候，他們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正身處一場人工智能與電子技術大變革的前夜：1968年12月9日，斯坦福大學人類智能增強研究中心負責人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Douglas Engelbart）于全美秋季計算機年會上做了長達90分鐘的開幕講演，在舊金山布魯克斯禮堂的舞臺上，他滔滔不絕地敘述了未來計算機發(fā)展的驚人前景：數(shù)據(jù)存儲不再依賴昂貴巨大的磁帶，研究者將告別嘈雜脆弱的打孔卡帶輸出系統(tǒng)，而是在巨大的顯示屏上及時對其修改，超文本鏈接將使我們在程序中插入圖像，音頻甚至視頻，并且有朝一日，全球所有的計算機用戶將通過某種電子網(wǎng)絡鏈接在一起、共享所有數(shù)據(jù)與信息……更重要的是，未來，每個用戶都將奢侈地享用某臺計算終端的全部功能與儲存量。
“表面上看，個人電腦與人工智能產業(yè)完全是阿波羅式理性的產物：秩序、工程師孜孜以求的精密、效率，以及對于控制與及時反饋的迷戀。60年代之前，計算機一詞代表的是體積、能耗巨大、投資昂貴，與國防軍事工業(yè)化以及政府官僚機構密切相關，與個人自由、廉價、技術開放與透明性等概念背道而馳。” 《紐約時報》記者，約翰·麥考夫在《鼴鼠私語60年代反文化如何塑造了PC產業(yè)》中這樣寫道：“然而真正賦予它爆發(fā)般創(chuàng)新靈性、塑造硅谷企業(yè)靈魂的，卻是一群與這些概念完全相反的、深受嬉皮文化影響、頭上插花的狂熱分子。”
上世紀60年代，嬉皮士、反戰(zhàn)運動等激進文化隨著越南戰(zhàn)爭的逐步升級而日趨昌盛，舊金山灣區(qū)這些年輕的技術精英身上，濃厚的政府資助和國防技術背景與激進的思想之間產生了巨大的矛盾與分裂，肯尼迪時期的“新邊疆”政策與和平隊運動在“嬰兒潮”一代青年中喚起的是某種宏大的理想主義與對技術應用的反思，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關于軍事工業(yè)混合體即將控制美國與民眾生活的警告在這里顯得非常刺耳，尤其是當斯坦福與伯克利的青年學子獲悉他們的苦心孤詣的研究已經(jīng)在越南、老撾與柬埔寨叢林中變成航空炸彈，在胡德堡變成UH-1武裝直升機訓練模擬系統(tǒng)，或者將引導攜帶核彈頭的導彈飛向其他國家時，這種憤怒情緒就格外強烈。 上一頁1 234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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